近十年来，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师资力量稳步增长，结构逐渐优化；经费投入大幅增加，财力保障得以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软硬件设施逐步完善。然而，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仍面临区域间差异凸显、人才流失严重等现实困境。如何变“输血”为“造血”，使西部高校更好地承担起为西部地区培养专门人才、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现整理多位专家的观点，以供参考。
一、 调整政策，催生“造血”机能
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使西部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迈上了新台阶。这些政策收效如何，还有哪些不足？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西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实现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从依靠“输血”到主动“造血”的转变，更好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蒋凯：在支持西部高等教育方面，需要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在具体制度创新实践中，政府应当为西部高校提升教学科研能力提供制度创新的指引和支撑；进一步加大对西部高校的转移支付和政策倾斜力度，提高西部高校教师薪酬水平，改善西部高校基础设施和教学科研条件，增强西部高校吸引和留用人才的能力；鉴于西部高校吸引和留用人才的特殊性，需要进一步发展西部高校研究生教育，实施联合培养博士生计划，增强西部高校“造血”功能；发挥西部重点高校的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推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创新和升级转型。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田贤鹏：我国高校对口支援西部计划已实施了20余年，对口支援西部高校的政策工具类型日趋多元，但激励、系统变革等“造血”工具使用较少；相关政策集中体现在学校管理、师资队伍两个维度，学科专业、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等方面还有待深化；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注重宏观指导与精神激励，缺乏实质性的效果评估与必要的监督问责。建议今后加强政策工具与内容的适切性，针对学科专业、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等可以为西部高校带来巨大效益的领域，加大能力建设与激励工具的投入，同时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与学校管理领域注重增强相关主体参与的自发性与协同性，将“自上而下”的布置落实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主动落实，并在对口支援过程中保持良好且持续的资源传递与能力创造，采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强化手段，建立支援经费与组织机构的双重保障。政府应围绕高校对口支援制定长期的战略性教育发展规划，不断修改、完善、创新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鼓励更多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与技术投入到高校建设中，努力推动高校对口支援计划的灵活调整与长久实施。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邹琪：研究发现，2010年提出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显著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下一步，中西部地区一方面应加快调整学科体系建设，实施特色重点学科项目，重点支持新兴专业和一流专业的发展，将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地区产业优势和产业转型相结合，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建立现代产业学院，为当地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中西部高校要加快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主动承担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与当地政府开展如工业技术、乡村振兴发展、大数据技术应用等校地合作研究院平台，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建立未来技术学院，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二、引人“有重点”，留人“有机制”
虽然有所缓解，但西部高校仍然面临“留不住人”和“孔雀东南飞”的困境，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厦门大学教授王洪才：随着东部高校竞争越来越内卷化，东部高校人才扎堆局面开始出现，这为西部高校引才创造了机遇，这些人才在西部高校将大有用武之地。然而，目前东西部高校均缺乏对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入研究，传统的人才体制束缚了人才跨区域流动，东部高校缺乏人力资源输出的思想准备，西部高校缺乏有效接收并使用东部人才的机制体制。建议国家建设东部人才输送西部高校的财政支持体系；东部高校实施援助西部高校人才发展计划；西部高校建立人才融合发展机制；东西部高校广泛建立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借助东部高校的课程资源实现课程体系现代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咏梅：让教师甘于“留下来”就要提高其获得感、幸福感。我们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稳定和谐的婚姻关系、自我感知较好的健康状态与教师的幸福感密切相关；此外，在衡量工作收入与教师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时，工作压力、工作生活平衡感发挥着重要作用。调研显示，应发工资水平对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人经济状况差是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主要压力源之一。因此，提高工资水平、缩小期望值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距，可以降低教师对工作压力的感知水平，减少工作压力对工作—生活平衡感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升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潍坊学院发展规划处何珊珊：对西部高校而言，仅仅依靠丰厚的物质条件和东部高校“抢”人才只能“治标不治本”，或许可以吸引高层次人才来短时间任教，但其稳定性、可持续性很难保证。而这些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一般为学科带头人或核心科研人员，在学校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一旦离开，就会给西部高校带来沉重的打击和损失。因此，西部高校应创新高层次人才引培机制，坚持“严控总量、提高质量”的原则，重点引进紧缺人才和团队。同时，也可以组建本土教学科研团队充实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在其指导下共同开展科研教学，将高层次人才流失后的损失降到最小。此外，西部高校要用好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政策，积极与东部结对院校进行师资交流，如选派本土有潜力的优秀教师、科研人才和青年干部到东部高校进行为期1～2年的进修学习，为学校发展储备优秀人才。
三、把握内在要素，分类发展有重点
现在大家已形成共识，西部高等教育要发展，实现自身的内生发展是关键。下一步，如何从宏观战略上推动西部高校实现这一跨越式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西部”“中西部”概念太大，不能发挥“靶向治疗”的作用，“捆成一体”也是制约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瓶颈。要想实施“靶向治疗”，就要将西部的高等教育发展由“齐步走”调整为“部分先行”。建议在西部建设高教发展特区，即由中央政府参照经济特区的做法，为高等教育发展划定特区，既可以学习深圳模式，也可以学习浦东新区建设，甚至可以学习海南自贸港的做法，建立国家级高教发展特区，让试点地区获得一定的自我发展和探索的政策自由，同时，对于积极追求改革的地区，要追加必要的人力和物质支持。试验区可大可小，如一省之内的“贵阳—遵义”省级试验区，中等范围的云南—贵州试验区、川渝试验区，较大范围的大西北、大西南通道改革试验区等。待积累经验后，可以推第二批、第三批，逐步扩大。我想，这既可成为中国高教发展特色，也可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借鉴。
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姚聪莉：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各省份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通过区域内部的整体布局，促进各省份之间的交流合作和理性竞争。作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领头羊的四川、陕西和重庆三地，应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建立高等教育发展联盟，通过发展经验借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加大科研项目合作力度等方式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全面提高。贵州、云南、广西、甘肃等地区应着力提高办学质量，加强与实力较强高校的合作。而对于长期处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洼地”的宁夏、青海和西藏等地，政府应增加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统筹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石河子大学教授蔡文伯：一是大力支持高校对口支援建设，增加援疆、援藏等支援西部高等教育建设的高校数量，依据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校的学科特点和意愿，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与运行机制建设为重点，采取一对一的帮扶方式，在教学科研项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交流等多方面实施对口支援计划。二是建立健全动态评价体系，邀请国内外行内专家确定高校发展综合评价维度，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展基础的高校进行分类测评、诊断评价与综合评比，并将评价结果与财政拨款、政策倾斜等挂钩。三是把握高校建设内在要素，注重科研成果价值转化。各高校可以采取引育结合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同时采取动态评定制度，激发教师教学活力与科研潜力；大力培育与地区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各类专业人才，提高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助力区域经济建设结合市场需求挖掘科研项目，主动与企业联合、与市场接轨，研发创新产品，并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联合企业投入生产实践。
四、走出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新路
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稳定、民族团结等国家战略和核心利益。没有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就没有全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如何进一步提升西部高等教育质量，走出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新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失衡，既限制了经济及高等教育的建设成效由全体人民共享，不利于“分好蛋糕”，也导致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未得到充分释放，影响了“做大蛋糕”。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就是要以促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优化为突破口，通过解决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不平衡和西部内部的高等教育不均衡，带动解决其他方面的不平衡，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加不同区域人群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振兴西部高等教育，需要跳出“就教育论教育”的理论局限，跳出“行政区划为本”的视野局限，跳出单纯要求中央政策和发达地区支持的思维局限，把高等教育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建立起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建构起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向而行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要依靠政策、财政、法律等手段，面向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依靠各地高校走具有自身特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探索自主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新路。
一是构建与国家战略相适应的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体系。考虑到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人口规模等的差异以及国家战略全局对于区域的不同定位及要求，西部高等教育未必要达到与东部相同的发展水平，但也要面向现代化，充分考虑未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集聚态势，科学预判发展动态。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重点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即注重区域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人才培养能力的提高，同时要增加对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增加人才政策支持力度，增强学科建设尤其是博士点建设的支持力度，从而整体增强西部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能力，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文化融合等方面作出贡献。
二是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西部高等教育布局体系。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具有历史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有现实的复杂性。高等教育的非均衡性是常态，高等教育不是基础教育，不可能做到均衡布局和发展，但差距过大的布局还是需要积极调整优化。区域协调发展并非要求绝对的均衡布局，也不追求地理意义上的绝对均匀分布，主要是需建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布局体系。协调布局通常会表现为适度的均衡布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主要是力求适应人口或经济体量的协调分布。
三是构建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西部高等教育内生体系。西部高等教育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内生式发展道路，虽然要积极借鉴吸收东部发达地区的有益经验，但绝不是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要重视比较优势的建立与自生能力的生成，而不是追求绝对水平的追赶与战略地位的替代。区域高等教育评价也需要实现从统一化向特色化的转变，将高等教育与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适应性作为评价标准，而不应仅仅关注规模和条件。通过找准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的缺口并补齐，立足西部发展的现实，对接“一带一路”、边疆建设、东南亚开放、各个主体功能区建设，来设计和谋划高等教育发展，探索西部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本土化路线和符合实际的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形成西部高校内生型发展模式。